发挥生物质能潜力 扎实推进农村能源转型

——访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

（来源：中国电业与能源  作者：王睿佳）

我国生物质能蕴藏量巨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助推农村能源革命、实现农村能源转型的良好动能。那么，当前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现状如何？如何应对生物质能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瓶颈？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兼生物质能产业分会秘书长张大勇。

《中国电业与能源》

生物质能产业自身有何特点及优势？我国生物质能产业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张大勇：

先谈一下生物质能产业的特点及优势。

一是生物质能具有清洁、零碳、可再生等特点。简单来讲，生物质能就是太阳能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质中的能量形式，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同时，生物质能是唯一可转化为固态、气态和液态形式的可再生能源。

二是生物质能有多种利用方式。通过现代技术将生物质能转化成可替代化石燃料的生物质成型燃料、生物质燃气、生物质液体燃料等，用于工业、农业、交通等领域。

三是生物质能原料丰富，发展潜力巨大。据统计，我国农林废弃物、畜禽粪污、生活垃圾等各类资源总量约37亿吨，若资源总量的50%能够能源化利用，可替代化石能源约4亿吨标准煤，能有效优化能源结构，减轻环境污染，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历程有以下几个阶段：

起步期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国生物质能产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解决当时农村和边远地区能源需求和突出的环境问题，农村能源开发利用急需政府立法并出台相关的政策加以扶持。为此，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颁布了促进生物质能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发展沼气是解决农村用能问题，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减轻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措施。

缓慢发展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期。这一时期，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未取得较大进展，扶持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文件较少出台，此时生物质能更多的是一种理念性的能源，缺乏实际生产及发展此种能源的意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处于投入阶段。在此阶段，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资产，经营杠杆较高，经营风险较大。因此，外界消极看待其盈利模式，商业银行不愿提供贷款，企业融资较少，不利于产业发展。

快速发展阶段是“十五”末期到“十二五”初期。“十五”后期，我国开始加强能源立法，特别是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为生物质能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律框架，标志着我国生物质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首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正式运营，生物柴油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沼气工程也开始快速发展，随后逐步出现迪森股份、光大绿色环保、长青集团等从事生物质能源产业开发的上市公司，但其总量较少、市场份额并不出众。同时，外部资本开始关注对生物质能产业的投资，我国生物质能产业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

优化发展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到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受清洁取暖、能源转型等政策的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相继出台了《生物质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促进了生物质能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形成了以生物质热电联产、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固体成型燃料、生物液体燃料等产业稳步发展的新格局。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生物质能的利用方式呈现多元化，政策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同时也为未来生物质产业的发展作出了明确规划。

《中国电业与能源》

发展生物质能产业对农村能源革命有什么重大意义？

张大勇：

概括来讲，有三点重要意义：减污降碳，优化县域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供给。从“十三五”治理雾霾、防治大气污染经验来看，最难的环节是散煤替代。中国每年7.5亿吨散煤消费量中，约2亿多吨集中在农村地区。从现有各类替代散煤（生活和冬季取暖）手段的经济性来看，生物质能取暖成本是最接近燃煤的，在生物质富集地区，生物质能取暖成本甚至低于用煤成本。同时，农村地区还可就地取材，利用秸秆、畜禽粪污和有机生活垃圾，以产业化项目为依托，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及生物天然气，解决农村生产生活中气源不足和用气成本高昂问题。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三农”问题一直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关键还是要促进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对海量农林废弃物、畜禽粪污、有机生活垃圾进行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不仅变废为宝，解决了农村环境治理、清洁用能和农民增收问题，而且可改变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形成新时代农村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不断注入绿色动能。

创建农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我国生物质资源丰富，开发利用潜力巨大。生物质能开发通过“农业—环境—能源—农业”高效循环发展模式，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治理、能源转型、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相融合并协同发展，形成绿色低碳发展的良性循环，共同推进农村地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中国电业与能源》

当前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有什么成功案例？

张大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生物质能产业取得了诸多成就。生物质发电、生物质清洁供热、生物天然气、生物液体燃料等生产规模和利用水平显著提高。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的市（县、区）政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充分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将生物质能清洁利用与发展地方经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等相结合，探索建成了一些符合县域实际情况的试点示范，形成具有示范推广效应的技术应用模式与案例。现以山东省阳信县生物质能清洁利用整县推进为例作重点介绍。

在生物质能清洁取暖方面，阳信县创新提出“生物质热电联产”集中供暖模式、“生物质燃料+锅炉”分布式取暖、“生物质燃料+专用户用炉具”分散式取暖三种模式。

在生物天然气生产方面，依托中广核阳信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天然气项目，以牛粪和秸秆为原料，采用成熟的“预处理+CSTR高浓度厌氧发酵+沼气提纯制生物天然气+沼渣深加工制有机肥”为核心的处理工艺模式生产生物天然气，每年可为当地天然气管网输入300万立方米绿色燃气。

在生物质发电方面，引进光大环保集团建设日处理生活垃圾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配置一套10兆瓦汽轮机+一套12兆瓦发电机组，每年为全县提供清洁电力超过6000万千瓦时。阳信县先后荣获了中国北方农村清洁取暖典型模式示范基地（全国仅三个）等荣誉称号，生物质清洁供热案例先后两次入选国家能源局编撰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典型案例汇编》，成为全国唯一连续入选该汇编的县区。

《中国电业与能源》

目前，我国生物质能在农村的开发和利用还存在哪些瓶颈和挑战，如何应对？

张大勇：

一是认识不到位。受传统生物质能（土灶台燃烧薪柴）“脏乱差”影响，整个社会，特别是各级政府对发展生物质能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个别地方认为生物质燃料是仅次于散煤的高污染燃料，采取限制政策。

二是生物质原料供给不稳定。以秸秆为例，我国秸秆具有种类多样、分布分散、能量密度低等特点，使得收集、储存、运输难度大、费用高。另外，随着秸秆原料需求量增加，秸秆竞争性用途增多，导致秸秆供应量不足，制约了以秸秆为原料的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

三是农村能源社会化服务能力严重滞后。长期以来，农村拥有能源管理职能的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也较为有限，人才队伍等不能满足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缺少技术和市场相结合的创新机制。当前在农村能源管理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可持续发展的完善市场激励机制和技术服务体系，来适应城乡一体化能源供应体系建设及清洁能源发展需要。

对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发展生物质能不能仅靠国家的力量，还要靠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因此，国家应加大宣传、推广的力度，使生物质能被人们所熟知并有意愿参与开发和消费，从而为生物质能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若想做到这一点，国家可以利用媒体或其他形式来宣传成功案例，向人们普及生物质能知识，激发大家发展和应用生物质能的兴趣。

二是保障生物质原料有效可靠供给。建立和完善原料收储运体系。明确各地政府以乡村能源站为支点，建立健全生物质原料的收集、运输、处置、燃料生产加工等服务网络体系。灵活运用农机补贴，建设农村合作社。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核心、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骨干、农户参与的生物质原料收储运管理体系，实现生物质原料收储运体系的专业化、市场化和系统化。

三是完善市场机制。在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环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源化利用项目只要符合当地环保和产业发展政策，生态产品供需关系和价格就应该交由市场决定。

四是加快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将有机废弃物利用设施纳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由政府统筹，为有机废弃物利用设施建设提供保障。创新农村土地政策，为农林废弃物利用设施落地建设创造条件。鼓励城市资本投资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拓宽资金来源。

《中国电业与能源》

未来，您对推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有何建议？

张大勇：

一是找准应用场景。对于生物质清洁供热项目，依据生物质热电联产、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热解气化等方式的特点，结合当地资源禀赋，选择合适的供热方式为居民区、政府、学校、工业园区供热供气。对于沼气项目，可根据生物天然气的质量等级，选择合适的应用场景，如沼气提纯净化（甲烷含量约为60%），为燃气品质要求不高的企业及有燃气需求的城镇、农村提供沼气，也可将沼气提纯后的生物天然气（甲烷含量超过88%）并入市政天然气管网提供给有需求的用户。

二是完善产业政策体系。首先，健全“谁污染谁付费，谁产生谁付费，谁处理谁受益”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体系。其次将生物质能替代化石能源消费纳入地方政府落实“双碳”目标的考核指标。

三是完善商业模式。首先，在县域生物质能利用中，积极探索“一县一法人”“整县推进”等商业模式。其次，融合发展。充分发挥生物质能利用多元化优势，与天然气、光伏、光热、地热、风力发电等其他能源融合发展，统筹推进，提高能源效率。

四是发展农村循环经济。明确生物质能清洁利用的路线，提倡就近农业回用，推广资源综合利用和梯级利用，加强清洁利用体系建设。制定各种清洁利用方法的阶段性目标，将资源化利用嵌入农村生产的生态链，推广种养结合和农工商结合，发展农村循环经济。

《中国电业与能源》

国际上对于生物质能的开发和利用有何先进经验可供借鉴？

张大勇：

一是将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纵观各国发展生物质能的经验，可以发现各国都是将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西方发达国家将发展生物质能与国家能源安全、生态环境以及未来发展竞争力等多重目标相结合。考虑到我国的国情、资源特点、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及发展程度，我国的生物质能产业的发展必须融入我国能源革命、“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

二是技术创新是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生物质能开发利用过程中，欧美发达国家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对相关研发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例如，在大型生物质供热项目中，更多采用了先进蓄热技术，显著提高了生物质能的利用效率。德国等国家还采用变压吸附法、膜分离法等工艺，将沼气净化提纯制成生物天然气，用于替代化石能源的天然气。

三是政策支持是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德国，政府对沼气利用支持力度较大，沼气发电可优先上网，并根据该国有关法律规定享受平均12欧分/千瓦时的上网电价。在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物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如2022年美国环境保护署决定未来三年将生物天然气领域的绿证（RIN）额度从原来每年增长8%提高到每年增长36%，美国农业部向新的农村能源试点项目提供1000万美元的赠款，旨在帮助农村社区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